没有丘吉尔,就没有希特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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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大事件为各类媒体预设了定时引爆器,每隔十年点燃一次纪念烟花。今年是一战一百年,十的平方,纪念烟花照理应该大如霹雳。霹雳要有新花样新意思,可惜,目前国内媒体的一战纪念和回顾陈陈相因,把中学历史课本重抄一遍,没有新解,更没有奇说,无聊得很。
为什幺不和布坎南聊聊?聊聊他2008年的专着《丘吉尔希特勒之“不需要的战争”》。

这个布坎南不是中国人熟悉的经济学家詹姆斯•布坎南。他是帕特里克•布坎南,也是美国人,着名的政治活动家、右翼思想家。他的这部书,不是历史考证,而是历史解释:提纲挈领,气焰嚣张,读起来很过瘾。

布坎南把一战和二战合看成一场战争:一战是上半场,二战是下半场,中间二十年是幕间休息。西方的很多历史学家和布坎南的想法一致,认为二战是一战的直接后果和继续。布坎南说,一战和二战就是新的三十年战争,是西方的大内战,直接导致欧洲统治的崩溃和西方的衰落。照他看来,这两次大战根本不应该打——春秋无义战。

这本书的副标题是“英国如何失去它的帝国,西方如何失去世界”。一战之前的英帝国代表了西方对世界的优良统治,代表了欧洲的文明成果和光荣岁月。“英帝国孕生世界五大自由福地: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爱尔兰。它让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中国人第一次领教自由。没有英国,印度不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,南非不会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。英国人到达非洲的时候,那里遍布原始的部落社会;他们离开之际,留下了公路、铁路、电话、电报、农场、工厂、渔场、矿场,留下了受过训练的警察和文官体制。”英帝国在世界各地也留下过罪孽——比如鸦片战争。但是从文明建设的立场发言,它功过相抵或者功大于过。
布坎南承认,英帝国的统治总有一天要退场。不过退有各种退法。贵妇人一般仪态万方地谢幕,优雅地转身,留给世界一个美丽的背影,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”。这是一种退法。像喝醉酒的婊子,被人痛打一顿,一脚踹下台去。这是另一种退法。一战后、二战后英国为了战争、为了消化战争后果的仓皇离去,很像第二种退场。对英国、对世界,这样的退场都不算福音。

作者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示。研究一战的很多学者都忘记一个明显的事实:第一次世界大战,是欧洲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。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,欧洲的主要国家都进行了重大的政治改革。不必说英国、法国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,就连德意志帝国、奥匈帝国、沙俄帝国都不同程度地建立起宪法政治的架构。可以说当时欧洲主要参战国政治体制里宪政民主的权重之大,史无前例,也远远超过当今的集权国家。可是,欧洲的全面民主,没有阻止,反而激发、加剧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全面战争。布坎南引用丘吉尔的话说:“民主政治比内阁政治更残忍,人民之间的战争比国王之间的战争更可怕。”

一般常识都说民主能够消灭民粹,民主趋向理智。至少一战的历史教训是:民粹完全可以是民主的结果;民意民主激荡下的残暴,反而让老派政客的计算、节制、分寸感显得仁慈。一战结束后被战胜国民粹情绪左右的《凡尔赛和约》,硬生生地将德国逼上纳粹的军车。

布坎南说,二十世纪初英国最明智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光荣孤立、严守中立,不要和与德国有世仇的法国、与德国有利益冲突的俄国结盟。这样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未必打得起来。这件事,最应该受到责备的就是英国的政治人物,包括丘吉尔。他们煽动了英国国内的恐德仇德情绪。一战前英国人谴责“普鲁士军国主义”,有点无稽之谈。从滑铁卢战役(1815年)到一战(1914年),一百年里英国人对外战争的记录是十次,德国人是三次。1914年之前,德皇威廉二世在位二十五年,没有打过一次仗——布坎南漏算了把慈禧赶出北京的八国联军——而丘吉尔自己就有三次战争经历,还杀过人。布坎南说,一战爆发时,“丘吉尔战争经验比几乎任何一名德国士兵更丰富”。

威廉二世战前和英国没有化解不了的深仇大恨。他本人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外孙,是英国人的真孙子。英国完全有可能避免与德国对抗,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。英国政治家积极参战的选择,损人不利己,令欧洲文明万劫不复。

现在的欧洲,不死不活吊儿郎当颓废没落乌烟瘴气——喝红酒玩同性恋奖励瘪三艺术家礼遇亚洲暴发户,欧洲人的意志被彻底磨灭。他们原来是世界的主人,如今成了破落户的纨绔子弟。原来的海外领地荡然无存,欧洲传统主流人口在第三世界移民侵蚀下不断萎缩。布坎南觉得这一切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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